越往高处攀登，航天人越来越强烈感受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没有谁会把到手的战略制高点轻而易举地让出来。要想弯道超车必先自信自强。

曾有一名老专家感慨地说：“如今但凡能让我们在国际上挺直腰杆的事，大多都是被西方给‘逼’出来的。当年的‘两弹一星’，后来的‘银河’、‘北斗’，再到如今的空间站，皆是如此。”

当年，中国航天人何尝不想“抄近道”、“借东风”，然而面对美西方颐指气使的傲慢态度和不择手段的封锁打压，他们决心挺直腰杆自己干。如今，我们应该感到幸运，正因如此让中国航天人从起步之初便彻底丢掉幻想，坚定不移走独立自主发展之路。

王永志院士有句名言：“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就永远落在后面。”换一句网络流行语就是，“抄作业永远抄不出第一名。”

起步决定后程。发展载人航天首先要解决起点问题，是选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这关系到后续发展的走向。

最初准备搞飞船。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航天飞机进入“黄金期”，1981年美国“哥伦比亚号”成功首飞，1988年苏联“暴风雪号”进入太空，日本、欧洲也在加紧研制。

看着世界航天强国一窝蜂地涌了过去，国内不少专家坐不住了，转向支持航天飞机，认为飞船是一次性的，运载量有限，已经进入“衰退期”；而航天飞机可以重复发射、运载量也大，优势明显，代表国际航天发展潮流。但也有部分专家坚定支持载人飞船，认为航天飞机无论制造还是维修都相当昂贵，中国当时还不具备生产工艺条件；而飞船既可送人也可运货，还能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使用，且运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历史经验证明，“拿来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试一试才知道。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大家认识到这次“真理的确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左右载人航天的起点之争，不只是两种航天器本身的优劣，还有国家经济和技术实力。最终决定从国情出发，放弃航天飞机方案，走载人飞船之路。

起点定了，才有后来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三步走”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智慧的战略设计，是从现实国情出发、被无数实践证明了的创新之举。

三十年来，工程全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保持战略定力，始终“一张蓝图绘到底”，踏踏实实向着建成空间站的目标奋进。

回首载人航天三十年，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稳扎稳打、稳中提速，前二十年扎实夯基垒石，后十年全力加速冲刺。

1992年至2002年，用十年时间，完成神舟一号到四号4次无人飞行任务，全面验证了各系统功能性能、系统间接口协调匹配性，健全完善了研制试验组织指挥体系和相关基础条件建设，为执行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3年到2012年，又用将近十年时间，先后执行神舟五号、六号、七号、九号4次载人飞行，以及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先后突破掌握天地往返、空间出舱、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一举跨越发达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进入新时代，志存高远的中国航天人没有躺在“功劳簿”上酣睡，扬起民族复兴的风帆向着太空进军。2013年神舟十号任务后，经过3年精心准备，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不到一年，密集执行长征七号、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天舟一号4次任务，考核绿色、无毒、低污染的新型火箭，启用生态、环保、开放的新发射场，建成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开展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突破掌握航天员中期驻留、空间站货物运输、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工程“第二步走”圆满收官。 

2020年5月，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拉开了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的序幕。2021年4月29日，天和核心舱发射圆满成功，面对欢欣鼓舞的试验队员，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冷静地说：“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核心舱要在轨进行多项关键技术验证，此后还要在轨评估才能组装建造，组装建造完成后还要开启十年的长寿命，通过航天员的维修、维护、延寿还要在轨运行更长的时间，后面任重而道远。”

凭着这种清醒和淡定，航天人每一步都迈得很踏实。从2021年4月天和核心舱发射到神舟十四号返回，中国载人航天在20个月内，密集实施11次发射、3次飞船返回、2次舱段转位、7次航天员出舱，4个飞行乘组12名航天员接续在轨驻留，航天员乘组首次完成在轨轮换，突破掌握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站组装建造、再生式环控生保等8项关键技术，如期建成空间站，整个过程稳扎稳打、连战连捷、一气呵成、堪称完美，在探索浩瀚宇宙的新征程上跑出中国航天的“加速度”。

实践一再证明，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1995年，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对接机构技术负责人张崇峰到国外研制单位考察。外方专家自豪地说：“世界上所有的对接机构都是我们这里生产的”，并直截了当地告诉张崇峰，对接机构研制难度非常大，不如直接购买他们的产品。可是，在费用上，却开出天文数字，仅设计专利费就高达一亿美元。张崇峰听了暗下决心，“一定要研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对接机构”。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经过16年刻苦攻关，2011年11月3日凌晨1时29分，经历近43小时飞行和五次变轨的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成功对接，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如今，随着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对接机构能适应8～180吨各种吨位、各种方式的交会对接，对接时间也从最初的几十小时缩短到几小时，并创造出货运飞船与空间站2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这一世界纪录。

掌握核心技术才能不被“卡脖子”。工程全线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先后突破掌握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出“三垂一远”测试发射、“N+1”空间站交会对接技术验证、一级半构型火箭直接入轨等创新方案；自主研制出8型飞行器和3型火箭，货运飞船货重比居世界第一；创造性设计能够开展拓展实验的飞船留轨舱，建立完备的陆海天“三维一体”测控体系，制定全空域、全速域、全剖面分段逃逸策略，核心元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独立自主研制出 “飞天”舱外航天服，让中国航天员穿着中国人自己造的“飞天战袍”漫步太空；攻克再生式环控生保技术这一世界性难题，成功实现空间站大气、水等资源循环再生，每年节省约6吨上行补给。据统计，三十年来，载人航天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一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77项，专利4000余项。

同时，载人航天又是典型的跨部门、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域的复杂系统工程。统帅“千军万马”，离不开科学顶层设计和高效组织领导。工程上下高度重视管理创新，把总体设计部思想贯穿研制建设全过程，着眼提升重大航天工程现代化管理水平，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矩阵式组织管理体系。

在顶层，国家有关部门联合成立专项领导小组，于1993年专门成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承担国家专项管理机构职能，对载人航天工程建设发展实施归口管理。

在工程全线，不断优化管理和技术“两条线”。在加强统一管理的同时，面向全系统遴选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工程总体和各大系统均选强配齐总指挥、总设计师两套班底，建立“两总”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其在总体设计和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协调、决策作用，确保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任务期间，成立任务总指挥部，相关系统联合成立发射场区、测控通信、着陆场区指挥部，确保统一指挥、联合行动、高效实施。针对空间站阶段新情况新特点，成立空间站运管委员会，探索建立分布式飞控模式，设立运营支持中心，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站运营管理体系。

三十年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工程建设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2020年5月，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对外宣布，将在2022年前后建成中国空间站。

消息很快引发关注。在当时尚未发射一个空间站舱段的情况下，如此自信地对外宣布“时间表”，似乎不太符合中国载人航天一贯严谨、留有余地的宣传风格。

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一次性公布全年6次任务计划；在重大任务前，宣布发射窗口精确到“分”；空间站实体模型接连亮相各种大型展览；越来越多的载人航天主题文艺作品问世；主动邀请境外媒体赴任务现场深入采访；媒体更加开放、多维、高清地进行直播，并首次获得天地直播采访航天员的机会……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宣传报道中的些许变化，让外界明显感到：“中国航天变得越来越开放自信了。”

中国载人航天向来坚持说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之所以“敢说”，关键在于“能做”，有底气、有实力、有自信。

这种自信，来源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时刻给予航天人政治上的亲切关怀和精神上的巨大鼓励，坚定大家的必胜信心。

这种自信，来源于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能在短时间内动员足够多的资源和力量进行集中攻关。

这种自信，来源于改革开放几十年国家积累的物质、技术和工业基础，能给“下饺子”般的发射速度提供坚强后盾。

这种自信，来源于先进的科研试验条件和成熟的重大工程组织管理体系，突破掌握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能够游刃有余地统筹抓好各项任务。

这种自信，来源于拥有一支平均年龄仅30多岁、梯次配备合理、能打硬仗恶仗的人才队伍，大力弘扬载人航天精神，能够在关键时候拉得出、打的赢，时刻让党和人民放心。

这种自信，还来源于这些年中国航天人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磨砺出的那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志气、骨气、底气，能够时刻做到不看别人眼色、不受外部干扰、不怕风险挑战，心无旁骛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三十载厚积薄发，牢牢地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国载人航天，必将行稳致远、未来可期！

作者/邓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