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航天业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对中国目前刚性的产业结构产生积极影响。
当下的地球村，金融危机的冲击波仍在来回冲刷着全球，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动荡和愈加不稳定的“后危机”时代。
在各国都忙于自救的这一特殊时代，大国的发展战略都在不断调整，其中有两大战略最为显著，一是海洋战略，二是太空战略。在地球陆地资源已经被最大化利用甚至过度承载人类活动的背景下，向其他领域拓展以构建多维生存空间成为必然选择，海洋和外层空间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弦外之音甚浓的声明
与海洋战略相比，大国的空间战略更为重要，堪称战略的重中之重，也是世界大国未来的核心竞争领域之一，因为它不仅关系到高端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是大国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标志，在一国综合国力的计算中几乎可以赋予最大的权重。
因此不难理解，在中国的神九发射前几天，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对外发布声明称，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1号”探测器发回的数据显示，它已抵达太阳系边缘。这个在太空中孤独旅行35年的探测器将有望成为首个脱离太阳系的人造物体。
这一声明的内容其实很简单，而发布这种声明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发布的时间点的选择却很有意思，偏偏是在临近神九发射的时间窗口。其弦外之音无非是想说，尽管你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蒸蒸日上，日益兴旺发达，但我美国仍然是最早探索太空的国家之一，目前在太空里飞得最远的探测器也是美国造，美国人仍在航天领域拥有无可挑战的话语权。
循着这一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即使是金融危机的肇始国，即使在金融救助已经花费7000亿美元的背景下，即使在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减赤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最为棘手的难题的时候，美国仍没有忘记在未来五年内对航天领域增加60亿美元支出。
其实，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探索并非着眼于与其他航天技术发达国家一较高下，而是有着自己的步调与节奏，可谓稳字当头，最明显的是在神一至神七飞船成功发射，完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的第一步，即掌握了载人飞行和出舱活动技术后，用了整整三年多的时间来准备第二步的工作，即突破和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
但步子一旦迈出，则进展神速，所谓蓄之既久，发之必速。从去年9月29日发射天宫一号开始，到随后的神八以及今年的神九发射，所用时间不到一年。这种速度也许是让领先者感到些许不安的原因。
以务实为目标取向
这种不安还来自美国国内航天策略的变化。美国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制定的航天发展路线图是在航天飞机时代结束后，通过研制“战神”火箭及“奥赖恩”飞船，实现重返月球及登陆火星甚至更远星际空间的目标。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计划明显受到了资金约束（尽管未来五年的航天支出增加了60亿美元），同时在“战神”火箭的研制过程中碰到了技术瓶颈。因此，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便改弦更张，实施了新的太空政策，主要内容是研制新型重型运载火箭以替代“战神”，研发新深空飞船及改造“猎户座”飞船，为未来设计载人深空飞行器提供技术支持。
美国航空政策的改变，可以说是从传统的“好高骛远”（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是谁飞得远，谁的技术实力就雄厚，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回到了地面，开始接上了地气。
这一改变某种程度上还归功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美国过去航天技术的飞跃，主要源于与前苏联的竞争，而前苏联的解体减少了加码发展航天业的紧迫性。更高更远已经成为一种不具实际意义的衡量标准，相反，考虑太空探索究竟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开始上升到首要地位。
就像奥巴马所说的，美国太空探索的目标不再是“可以到达的目的地”，而是人类在地球以外、更长周期内安全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能力。
崇尚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人，这一次再度找回了美利坚之魂。
与美国人从虚无缥缈的目标返回现实不同，中国发展航天事业，从一开始就注重务实，宇宙飞船方案的选择以及太空探索的目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以民用航天为例，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包括国家产业基地在内的民用航天产业化集群，以推进航天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并更多、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
中国已经圈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航天产业其实是战略产业中的战略产业，其技术创新的先导性之强、所带动行业之多是其他任何产业所无法替代的。
就航天产业本身而言，包括航天飞行器的研制和发射、地面设备和终端的研制生产、航天飞行器相关的运营与服务等，而航天技术可以带动和促进的产业就更多，包括信息技术、计算机软件、卫星通讯、遥感、测绘、定位导航、农业改良、新能源、空间材料、生物医药等。
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乘坐航天飞船进行太空旅行会催生新的旅游业务，如果我们更大胆一点设想，也许有一天，航天飞船会像汽车一样进入寻常百姓家，飞船制造业会像汽车业一样规模庞大。
航天业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对中国目前刚性的产业结构产生积极影响，也是从另一个层面助力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同时也为经济增加新的增长点和引擎。（方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