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李志伟
谢名苞，1942年8月出生，江西兴国人，1966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国防科工委综合计划部副部长，少将军衔，长期从事军工科研管理工作。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
记者：谢主任出生在革命老区。
谢：我的家乡是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江西兴国县，是革命老区的模范县。大革命时期的三十年代，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时全县26万人口中，约有8万人参加革命工作，跟随红军长征的大约有3万多人，在建国初期活着回来的只有300多人，90%以上的人都留在了长征的路上。在新建的烈士陵园中刻着2万3千多人的姓名，有些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父亲负重伤走过了长征，他是一名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将军，我们算是革命的第二代吧。
记者：一个家庭出两位将军，在你们哪里不多吧？
谢：在我们老家，像这样一个家庭出两名将军的也只有一个，这被家乡人看成是一种骄傲。我自己从小就喜欢军人，上的也是军校。
记者：那时候可能没想到今天会搞轰轰烈烈的载人航天工程。
谢：没想到。我毕业时本来被分配去搞战术导弹的科研工作，结果因为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分配命令被取消了。那时候社会思想非常混乱，学校也都乱了，我们都留在学校参加文革。到1968年又下工厂锻炼，我被分配到齐齐哈尔的一个造马车的车具厂去了。
记者：这么说谢主任在造飞船之前还有一段造马车的历史。
谢：马车也没造成，到那里烧锅炉烧了两年多。
记者：毕业四、五年时间，您学的专业都一直荒废着。
谢：对。大概是到了1970年底，我才又被调回学校。当时哈尔滨军工学院的一个系，组建了船舶工程学院，我调去那里在导弹系当教师。其实那时文革还没完，反回潮，根本搞不了什么教学，大量的时间浪费着。一些有事业心的教师组织起来，想办法搞科研。通过千方百计的努力，承接了一个空对舰导弹的任务，我参加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大家就那样一边接受反回潮的批判，一边教学，一边搞科研试验。
记者：那时候能够集中精力搞一项科研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谢：有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因为文革期间耽误了很多时间，任务争取来不容易，我们都很珍惜，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想尽快搞出一点成就来。一直到1977年，我们国家组建了八机部，我被调到八机部科研局搞科研管理去了。
记者：不再做技术研究了。
谢：我还是非常愿意搞技术工作的。在我刚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就叮嘱我说，一定要搞技术搞到底，肯定会有成就，千万不要去搞管理，那样就可惜了。结果还是搞管理了。
记者：他可能没想到您在这方面也是专家。
谢：当时因为很缺乏管理方面的人，上面就找我来谈话，让我去搞科研管理，说现在在我们国家，搞好科研管理比科研本身还重要。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到技术岗位上。
记者：863计划启动的时候您在干什么？
谢：我当时是国防科工委计划局局长，参与863计划的启动工作。国防科研重大项目的启动都是由计划局安排，因此，那时的重大国防科研试验立项，我基本都参与了。863计划不同于别的科研项目，这是一项规模很大的探索性工程，分为七大领域，其中的一个领域就是航天计划领域。载人航天的初期探索是863计划航天领域的一个项目。
记者：这么大的工程，计划安排从何着手呢？
谢：863计划一开始与国家科委一起，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研，优选题目。然后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讨论、研究，做概念性论证聚焦课题。这是最初期的工作，往后再召集航天、航空、兵器、舰船、电子、科学院等部门深入讨论，跟国家财政、计委等综合部门组成的协调组，确定经费，将课题和经费再全部交给专家委员会管理。863计划实行专家直接管理的方式。新的项目，新的管理模式，参加的单位又非常多，困难是很多的。
记者：参加载人航天工程的协作单位大概有多少？
谢：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参加直接工作的主要单位，像航天集团、科学院、信息产业部、电子科技集团的厂所及院校等单位大约有110多个。协作配套的单位约有3000多家。
记者：从1999年开始，您就专门负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这么多协作单位，要策划、组织好，一定有很多困难。
谢：1999年，我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接手这项工作，我感到同过去的工作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有许多特殊要求的工程，实行专项管理模式。面对具体问题，工程中每个细节的质量和对技术问题解决的彻底程度远比一般工程要求高得多，面对众多协作单位，要求各方面配合、协调远比一般工程细腻得多。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了这个特点，并为之花费了巨大精力，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工程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工程的各个环节才会衔接的这么好。
记者：接手管理这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工程，可能有的地方照顾不到，就会引起致命的问题，您有没有很担心？
谢：一开始没考虑那么多。但是我刚到任就碰到了一个难题，那是执行神舟一号飞船发射的时候。我当时是跟着飞船专列一起进发射场的，同技术人员交谈中了解到，因为时间紧，一些飞行软件、测试软件实际上还没有按要求完成，没落焊就进场了，到发射场再做试验来完善。我当时心里不踏实，就问，以前发射卫星时软件要求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进场？技术人员说，以前发射卫星，都是软件落焊之后，还要做好多次模拟飞行试验，没问题才可以进场，还从来没有软件不落焊就进场的情况。我听了后就更担心了。这种不按程序的做法，虽然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也是在冒险，发射场的工作流程已经排定了，但是飞船软件还没有最后敲定。
记者：后期测试只能拿到发射场来做。
谢：是的。我当时跟飞船系统的领导、跟技术人员谈这个问题，这样做技术上有没有把握？他们觉得进场前做试验的时候也很严格，走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神舟一号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走下来了。实际上那时候大家对软件工程化的工作还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我们的软件是在经过了两次飞行试验之后，才真正高度重视起来，强调软件工程化，走上了一条正规化道路。
记者：现在大家的质量意识非常强。
谢：质量问题对工程非常关键。对质量有了把握，对软件有了把握，对整个工程才会有把握。对载人航天的质量意识，我们是在工程的进展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确实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有一次在发射场，一岗人员检查插座的时候，发现火箭一个插座的插针目视看上去粗细不均。问题被提出以后，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同志立即赶到现场，一看确实如此，目视插针有粗有细。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纳闷，我们从试验室到工厂测试再到发射场，经过了好几道测试、检验，怎么都没有发现？
记者：一般大家的注意力可能都不在插针的粗细上，只要导通没问题就可以。
谢：谁也没想到插针会在粗细上出差错。后来经过验证表明，插针的直径都是一样的，没有问题，而是插针的针尖儿有的是尖头，有的是圆头，尖头看上去细，圆头的看上去粗，造成了视觉上的误差。
记者：这应该无关紧要。
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穷追不舍，一直追查到生产厂家，要求厂家追查生产记录。厂家查过后，说该插座安装的是同一批次棒料生产的插针，经检验直径没有问题。但端面为什么不一样？生产记录上找不到原因。又检查生产工艺流程，才发现生产工艺对插针端面的加工没有做明确规定，工人们根据自己的习惯，有的加工成圆形，有的加工成尖形。而装配是混装。
记者：但是我们却为这一个小小的视觉误差，一直追查到生产厂家的生产记录、操作工艺和生产工艺。
谢：从总师、领导到操作人员，上上下下都很重视，把问题解决彻底。厂家也很重视，对生产工艺做了修改，对端面加工方法做了明文规定。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大家都非常重视，彻底解决，这就是我们的质量保障。
记者：以前的卫星工程中可能很少这样。
谢：载人航天工程所形成的质量意识和质量控质，确实是过去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发射神舟一号飞船的时候发现了很多问题。好多问题都是出自按以前的习惯工作，不很严格，对载人航天的质量要求认识不够。为此，我们吃过亏，付出过很大的代价。神舟三号飞船刚进场不久，发现一个插座个别点有不导通的现象，深入追查引发了更大的事情，飞船上七十多个同型号的插座都得更换。飞船上操作本来就很麻烦，仪器很多，船舱里布满了导线。七十多个插座一个个换下来，比重新生产都费劲。那次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推迟发射，彻底解决。试验队刚刚进场又撤场了。
记者：那次撤场可能对整个试验队伍来说，是一次很大的震撼。
谢：一开始试验队都不想撤，有人来找我，说这个问题在发射场就可以解决，用不着回到北京去。当时大家压力很大，有的同志甚至哭了。这对技术人员来说是很难的，进场前做了大量的工作，费了很大的功夫，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产品，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说实话，搞了几十年卫星，还从来没有撤过场，有什么问题都在发射场解决。单单碰到飞船，发生了这样的事。
记者：这个问题在发射场到底能不能就解决？
谢：也可以，但是不彻底。当时有一条退路，就是这些插座的信号点都是双点双线备份，有个别的点不导通，备份点是通的，简单的导通测试发现不了，信号也是通的。但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对严格质量管理很有代表性。我们一贯的原则是飞船不带问题上天，如果这一次姑息，可能以后的质量关也很难把得住，还会出现类似的、甚至是更严重的问题。
记者：有点儿惩一儆百的意思。
谢：一次整顿，终生受益。召开撤场动员大会时，大家很难过。我在会上对大家讲，这次回去是退一步，进两步，不但对神舟三号，对以后的航天发射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三个月后我们再回来时，大家就能体会到为什么要下决心撤场了。
记者：其实回北京也不光是为了解决插座这个具体问题。
谢：是想借这次机会，对整个队伍的思想、产品质量意识都做一次彻底的整顿，树立对载人航天工程的质量观念。那次回去后对所有接插件、产品，包括火箭在内，都做了一次彻底的复查，又发现和解决了许多问题，说明我们那时的质量关还把得不严。
记者：后来大家都很赞成那次撤场。
谢：后来再进场，直到两个月后发射，非常顺利，过程中基本没再出现什么问题。那次以后，大家形成了一个一致的看法：即便是飞船这样难度大、结构复杂的产品，只要把住每一道关口，也可以杜绝发生质量问题。成功要由质量来保证。这件事对飞船系统的震动非常大，撤场回去以后他们采取了一项措施，把全院的工资下调了10%，搞载人航天的人员工资下调15%，让大家都意识到，质量控制不严，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记者：载人航天工程的确跟其他工程有很大的不同。经历了这几次发射，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谢：是我们的队伍。我们锻炼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形成了一支非常好的科技队伍。我接触了很多单位和人员，感到从研制、生产、试验到发射，各系统总指挥、总师、各岗位工作人员都非常尽心尽力，责任心非常强，协同精神非常好。
记者：大家的合作关系非常好。
谢：各单位、研究院、所和基地，各试验队，经过这几次实战的磨合之后，大家的合作非常好。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可贵，形成了一个搞载人航天事业的大集体。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以后，有人就说这种协作关系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后来的几次飞行试验是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成熟。有什么问题，不需要说啥，都是一起来解决，很快。在发射场是这样，在试验室也是这样，不管是多么大的问题，同舟共济；多么小的问题，也都会很认真、彻底地去解决。
记者：载人航天工程进行到今天这一步，无论人才队伍、产品质量、操作指挥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一切都走得很顺了。您觉得现在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
谢：从技术上讲，我最担心的是火箭逃逸装置，这是保证航天员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总觉得还没有完全落底。对于无人飞行来讲，我们强调不能误逃；对于载人飞行来讲，既不能误逃，也不能漏逃。逃与不逃，这两种状态其实是互相矛盾的。因为种种技术条件，电磁环境，还要考虑防止误信号的干扰等等，到底怎么确定逃逸门限才算合适，是一件令人寝食难安的事情。逃了，航天员固然可能得救，对整个工程仍是失败；但如果该逃的时候没有逃，那是不成功上的不成功。
记者：这个问题可能一直会伴随载人航天工程，成功与否的定论只能在飞船落地以后。
谢：是这样。我们花很大力气搞了这个逃逸装置，逃错了是一大败笔。不能不特别重视，花大力气，工程实际实施中又不能真的让它启动。目前都只是地面仿真，就做过一次零高度逃逸试验。
记者：我国目前搞载人航天的水平与国外相比，有多大的差距？将来的发展如何？
谢：比起美国、俄罗斯，我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人家60年代就上人了，我们九十年代才真正开始搞；人家现在已经建设大空间站，我们才准备上人，所以差距还是挺大的。不过我们现在的飞船功能很完善，不是他们初期的所能相比的；运载技术可以同他们相抗衡。我们的国家现在是一个办事业非常好的年代，我想再过十年，也许用不了十年时间，中国的空间实验室就能够上天。到那时，在载人航天方面，我们就有能力跟他们平等对话，中国的航天事业一定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该文原载于2003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