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李志伟
沈力平，1943年10月出生，祖籍江苏，上海人，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专业，博士生导师。原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所长，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863计划论证者之一。曾参加我国第一艘失重飞机的设计，参加和主持多次卫星与飞船发射。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航天这个领域？
沈：应该说我从毕业就介入航天了。我读的是航空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后被分到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院。我们那时候都是组织上分配，我还奇怪为什么让我去搞生物研究，和我的专业不对口。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时上面已经在着手组织空间科学的研究，成立了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院实际上是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一部分。
记者：那时候您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沈：我当时是去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六研究室，从事空间生物物理的研究。这个研究室最早是我国几位著名生物学家提议组建起来的一个研究室。后来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成立之后，这个室的名字就再没有用，但一直保留着它的位子，是我们国家生物界一个有突出贡献的实验室。因为都是空间科学研究，所以看上去好像和我的专业相差甚远，实际上都是一个领域。
记者：当时您知道您所从事的这些研究是为载人航天吗？
沈：那时候已经知道有这个背景了。
记者：是不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搞载人航天工程的研究了？
沈：是的。其实最初计划搞人造卫星的时候，也开始规划搞载人航天，后来发展为714工程，就是曙光号飞船的研制。那时五院准备专门为载人航天建一个生物研究所，就是现在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当初成立这个所的时候，几个单位之间又搞了一次专业化的分工与合并。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六研究室全部都转移过去了，加上当时中科院力学分院的一部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一部分、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军医3所，还有航空部、航天部的一些技术骨干，一起组建起来这个研究所。它的学科、学术、任务定位上就是围绕载人航天工程而设的。
记者：等于说你们是完全面对着载人航天。
沈：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背景是载人航天，所以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围绕人来展开。我们搞了多年的卫星工程，卫星技术加上返回技术，等于返回试卫星；返回式卫星加上生命载荷，比如带动物上天，就成了生物卫星，具备了生命保障功能；如果这个生命载荷是人，就构成了载人航天。从无人飞行到有人飞行，经历了这么一个技术上的发展历程。无人飞行器和有人飞行器有着根本的区别，有人就必须有人的生命保障系统，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东西，其他技术都有一定的根基。
记者：太空的生活环境和地球上有很大的差别。
沈：对。太空中有失重问题，有辐射问题，还有起飞、返回过程中的一些力学因素，像振动、噪声、冲击过载等等。如何对抗这些不利因素，保证在飞行器内部有一个基本的生活环境，造成一个物理的、可控的人工环境，保证人的安全。舱里的温度、湿度、总压、成分、氧分压、二氧化碳分压，再扩展为怎样防火、防辐射、防噪音等问题的控制；还有人在太空中的吃、喝、拉、撒、睡，在失重的情况下怎样完成这些活动，特别是水的管理和控制、应用，食品的研究；如何在太空环境中评价人的健康问题，包括将来长时间在太空中飞行时，人的生物效应怎么样，等等，都是我们的研究范围。
记者：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的新问题，您觉得最突出的问题在哪里？
沈：最突出的问题当然是人，我们称为航天员。这是钱老(钱学森)定的，相对于航空、航海来说，大气层外的活动，我们称为航天。这样一来，我们首先要生成一个航天员的队伍，这就牵扯到怎么选拔、训练，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选拔、训练，都训练些什么内容，怎么制定训练的标准，怎么组织实施，怎样才能够训练成功。这个队伍生成之后，他们在飞行前、飞行过程中、飞行之后的医学保障、医学监督，等等，关系到许多许多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范围，牵扯到很多技术性的研究，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只能是一边研究，一边摸索，一边实践，慢慢搞出来。
记者：航天医学工程研究院实际上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单位。
沈：是这样，从研究所的名称上也能看出来。这实际上成了一个医、工结合的、多学科的、综合集成来面对载人航天的一个特殊的研究所，历届领导对这一点也非常关心。
记者：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早了，他们是怎么分工的？
沈：在国外也有走医、工结合的道路，但大多还是分工的，按专业分到各个研究所。我们这样做也有它的好处，把学医的方面，像临床、心理、航天医学、生理以及各层次上的基因技术都加进来了；学工的方面，航空、飞机制造、飞行器设计、材料工艺、自动控制、计算机、大型机械等等。这样综合性很高，大家可以互相结合、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帮助。时间长了，搞工程的向医学方面靠拢，对飞船上医学要求的内涵是什么，在力学环境中的生理变化是什么，这样就会对背景专业有所了解，工作也好做。医学上提出生命保障，就是为了工程上能够实现它，这也需要搞医学的向工程方面靠拢，对我们搞研究非常重要，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钱老一直对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研究进程非常关心。在(20世纪)80年代，有6、7年的时间，我们每各一周都要搞专门的学术研讨会，进行交流，有时候每周都有。钱老只要有时间，他都会过来参加。
记者：您那时候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沈：那时我刚毕业不久，当时是参加了一个失重飞机的设计改造。
记者：什么是失重飞机？
沈：就是用飞机做抛物线飞行来创造短时间的微重力环境，重力大概能达到10-2g到10-3g这样的水平。从动力学角度讲，这是唯一能够近地地表面创造的、相对高时段的微重力环境。这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有，我们是第三个国家搞这项研究。
记者：它的主要用途在哪里？
沈：这主要用于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包括低重力下试验研究的需要。在太空中飞行，动力学是最难模拟的一项。其它环境试验相对容易一些，比如医学角度上的卧床试验，模拟血液动力效应；大型失重水槽，模拟飘浮状态，这都是在一定层面上模拟微重力效应。真正从动力学上实现，只有失重抛物线飞行。
记者：当时改造的情况怎么样？
沈：我们的改造非常成功。改造完成后，我们一次试飞成功，微重力达到了10-3g，一个抛物线微重力持续时间42秒。这种小型飞机的改造指数达到这个水平已经是很高的了，包括美国、苏联，他们对小型飞机的改造也就这个水平。当然他们后来又改造了许多大型的飞机，飞行时间更长。
记者：你们改造的失重飞机选拔过航天员吗？
沈：当时已经应用到选拔航天员当中了。那是1970年到1971年，进行过一轮航天员的选拔，其中就有失重飞机一项。但不久林彪事件发生，上上下下麻烦比较多，这项工程就停下了。我们当时还计划改造更大的飞机，结果都没能成行，选拔的航天员也没有到位。
记者：你们的工作当时进行到了什么程度？
沈：在航天员方面，我们进行了选拔，但没有组成航天员队伍。在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方面，当时也完成了一轮工作，研制出了一批产品。这些产品跟现在相比，比模样产品要高，但还没有达到现在初样产品的水平。不过我们那时大部分模拟试验都做了，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都做过8天8夜的试验。我们所里当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既然做到了这一步，就把它做出来，做完之后进行归档，对以后的工作会有所帮助。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1978年，我们所的714任务算是完全中断了。
记者：这件事情对大家也是个不小的打击。
沈：现在也不能说是打击了，总之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因为大家都曾经非常向往这件事，都非常努力地为之奋斗过。那时候选拔航天员，比现在条件差得多了；改造失重飞机的时候，天天研究图纸，每天都搞到深夜。因为老同志、老专家不多，大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没有什么经验，就带着图纸资料下到工厂，边学边改。714工程在当时是全国的绿灯任务，各方都很支持，大家协作非常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技术上都没有保守。失重飞机的改造规模很大，但还是比较快的。
记者：714工程停了之后，这架失重飞机还在用吗？
沈：一直在用，做了不少失重试验，像通信卫星的油箱液面稳定性等，都用它来做。再后来这架飞机也是到寿命了，就停在了西安。我觉得这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还建议航空博物馆把它收藏起来。因为直到1987年，开国际亚太会议的时候，日本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报告了他们改造的一架轻型失重飞机，改造的指数还没有我们的高。我当时就跟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改大型飞机，小型飞机的改造我们在1970年就完成了，微重力为10-3g，持续时间42秒。他很吃惊，说你们比我们早了17年，指数也比我们的高多了，怎么没有报。我们主要因为任务的关系，没说这件事。不过任务虽然停下了，但从技术上、队伍上、设备能力上，都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记者：当时您有没有想过载人航天工程会被重新启动？
沈：应该说我们都期望重新搞起来。后来我们的任务重新调整了，因为还有其它系统环境方面的研究，武器系统人机环境的研究等等，都是面向当时国内其他工程和国防的需要。但是载人航天的预研(预先研究)工作一直在做。
记者：863计划上马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重新启动了，您还是863计划委员会的委员。
沈：我是第三任委员会委员，王永志总师是组长，负责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那时候主要围绕如何建立天地往返系统，航天员怎么选拔，选拔的标准怎么定，等等。参加讨论的人很多，都是集中了我国航天领域的专家。当时国际上有六种航天飞机的方案，争论也比较多。最后慢慢聚焦，形成了以载人飞船起步突破载人航天，第二步建立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立空间站三步走的规划，向中央汇报，1992年获得批准。
记者：其实当年的论证也很艰难，外面的支持并不是很多。
沈：那时候说法比较多，许多人不理解，觉得搞载人航天还不如搞其它的基础建设。包括论证期间也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一会儿说上，一会儿又说不上。但我们作为参与者来讲，都是很积极的。我参加论证，知道这个情况，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一定会上的。我当时就跟大家说，工程的论证跟一般的概念论证不一样，必须要提出方案。所以一定要尽我们的认识水平，把验证试验做充分，提出合理的论证报告。所以863计划一启动，我们就有针对性地展开了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在加上那些年追踪国外的一些情况，形成了我们对航天员的选拔方案，短期飞行中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技术研究，走在其它系统的前面。
记者：您刚刚当所长的时候，正面临着载人航天工程启动，这期间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沈：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创业的过程，困难当然也很多。工程1992年启动，1993年我就当了所长，头绪特别多。一方面因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就是为载人航天工程而建的，工程的启动也是我们所一次大发展的机遇，大家的激情都很高。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建立唐家岭新区、引进设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全面展开。另一方面人才建设是一项更加艰巨的工程，大部分都是刚刚毕业的新手，接不上茬。我们以前的老教授就说，当时让他们到国外去学习，就是为了搞载人航天，搞曙光号飞船，结果回来后714工程下马了。现在载人航天工程重新上马了，他们又下来了。他们都已经退休了。
记者：所长是整个研究所的带头人，这对您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沈：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当所长和不当所长不一样，我们所几十个专业，要做各种技术决策，就要对整个所里的业务范围都有所了解。另外我那时还是航天员系统的总指挥、飞船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分系统的总指挥，除了全面负责所里的工作，还有航天员的工作。现在这些都是宿双宁总师负责。
记者：可能对全所来说都是最为困难的时期。
沈：那段时间的确非常艰苦。80年代我们所缩编到400多人，好多像60年代毕业的大都安排专业了，留下的很少，老专家就更少了。所以当时试验场区扩大了，队伍编制也扩大了，90年代吸收了一大批新生，一下子发展到1100多人。我们当时也提出来，在任务中去培养，要以任务带动整个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为保持后续后续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些东西都是长久的，不能是权宜之计。研究所本来就不是单纯为了完成某一项任务，它是以任务来带动学科的进步。载人航天工程也是一样，载很大程度上是带动了我国学术技术领域的发展，培养出一批人。
记者：还有一点就是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以后，整个任务的技术攻关、研制、生产，时间都非常紧迫。
沈：是的。一个工作时间短，一个是技术难度大，承担的任务都很重，专业骨干又不多。航天技术在国际上竞争很激烈，大家都保密，我们国家是第三个独立搞载人航天工程的，从外面根本学不到。美国现在还怕我们偷学到他们的技术，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这些东西都得自己去摸索研究，刻苦攻关。那时候我们确实没有礼拜天，好几年都没有大的假日，像春节、国庆节，基本没有。特别是一部分技术骨干，还有机关、领导层面上的人，从来没有大的假日。这对许多家庭来说多少都有一些伤害。有一次说一个孩子的胳膊摔断了，夫妇两个人都在现场加班。他们都没有跟我说，我后来才知道。大家都有一种上进的精神，共同热爱这个事业。
记者：加班都习以为常了。
沈：对。有一年春节，五院他们说春节过后产品就要交。没办法，必须要加班了，我们提前都把材料、设备都要备齐。因为我们加班，人家卖东西的不加班。春节前我们所做动员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我们这么多年不提过革命化春节了，今年提一下，过革命化春节。一开始我们还有点儿侥幸，想能不能从初一干到初五，最后两天能休息一下。结果一直干到了初七，一天也没休息。春节期间五院他们还来到我们实验室看，大家全都在加班。
记者：你们当时还率先提出来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沈：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主要是出于工程上的考虑。我们所大部分是从科学院转过来的，科学院学术气氛比较浓，但工程观念、型号意识方面要薄弱一些。上面领导也比较担心这一点，当时找我谈话，要我当所长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面临着怎样面对载人航天工程，完成上面交付给我们的任务、建立工程型号意识、建立质量管理的意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提出要按照国家标准来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当时好多人还不太接受。
记者：可能大家觉得搞国家计划任务，不存在市场竞争和经费问题，搞质量管理体系没有必要。
沈：有些人的确有这样的思想。后来国家计审团到我们所里考核的时候也问到这个问题。我说我们的指导思想很明确，第一，国家给我们投了钱，要我们完成研制任务，国家就是我们最大的用户，我们要对用户负责。第二，用这种体系来保证产品质量，对内是一种监督管理，对外是一种承诺，何乐而不为？第三，我们是一个高层次的研究所，要逐步跟国际接轨。要想成为一个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所，学术技术水平、装备设备能力、管理方面都要和国际接轨，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这样的管理体系。
记者：这期间一定有很多阻力。
沈：任何一种创新都是有阻力的。这当然不能说是创新，而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性质是一样的。一方面我们任务很重，模样产品向初样产品过渡；另一方面还要建立这个新的管理制度。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当时提出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大会上我们就跟大家讲，任务不能拖，但质量管理体系必须通过，从现在开始到质量认证通过，礼拜天没有了，对不起，不讲道理。那时候大家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担心搞不成。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
沈：有人怕搞成形式主义。质量管理体系也叫文件体系，每个产品都有出厂合格证和复检证，两证俱全。它是一个很科学的规范，有秩序地把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地控制起来了。我们为此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一开始搞培训，从领导阶层开始，一层一层地学，请质量管理的专家、国家级审核员讲课，所里的常委都全部参加，全部参加闭卷考试。我常常跟年轻人说，我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一定要让一部分人先明白起来！质量管理体系一定要有明白人。事实也证明，我们这个认识是很到位的，我们花的功夫也是很对的，质量体系认证一次通过。大家后来都觉得这个体系非常好。
记者：功夫不负有心人。
沈：我们所有个很好的传统，一旦令行禁止，大家都很自觉地遵守。我们所组建时间很长了，再加上几次搬家，库里的各种材料堆积如山，弄得很乱。要建立质量体系，材料都要分门归类。那时发动大家去清理仓库，大家干劲都很高，顶着37度的高温，星期天也不休息，全都去干，这一点让我们都很感动。
记者：您现在是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设计师，跟以前相比，是不是责任更加重大了？
沈：工作岗位变了，但工作性质没有变，还是负责飞船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无论在哪里工作，责任都没有小责任。经过这几年的考验，飞船也打了好几艘了，应该说现在的飞船，包括火箭各系统的产品质量都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提高，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可靠性越来越好。从这方面来讲，责任虽然很大，我们是打得越来越放心了，各方面都在很顺利地进展，这对整个载人航天工程以及未来的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的发射来说都是一个好兆头。
记者：大家都觉得搞载人航天工程有很大的压力，您参加工程这么多年，怎么看这个问题？
沈：以前一直都很忙，都顾不到那么多。其实那时的压力主要来自社会。说起来载航天工程在国际上也都一样，863计划论证的时候就有这样那样的争论，学术上、应用上、经费上，大家莫衷一是。当年美国、苏联也都是这个情况。但纵观载人航天的发展，我总结了八个字：争论不休，发展不止。争论那么多，谁停止过发展？从国际空间站建立之初，一直到和平号、美国自由号空间站，这个计划一直都在争论，经费一再缩减，差一点就搁浅了，最后是以微弱的一票之差保留下来的。俄罗斯引坠空间站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政治上、经济上，和平号空间站本身也是超期服役，设备老化很严重。但这件事并不会阻止空间站的发展。现在国际空间站的计划也是空前的，载人航天并没有削弱，而是规模更加壮大了。总之这种工程一直都会进行下去。
记者：您觉得我国的载人航天将来的发展如何？
沈：我个人认为，将来大型的空间站可能会趋于国际合作，包括大规模的升空活动。但目前还不行，我们要加入这种合作，必须自己先上去，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实力。
（该访谈录原载于2003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