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李志伟
沈荣骏，1936年11月生，安徽合肥人。1992年以来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曾组织指挥我国“神舟”一号飞船及多次导弹卫星等重点型号的飞行试验，是我国导弹卫星航天测控系统的主要奠基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主要开拓者之一。现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顾问，博士生导师。
记者：从一开始您就主管载人航天工程这件事情。请您给我们谈谈当初的情况。
沈：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最早有个“曙光”计划，概念性研究和前期方案论证都做过，因为当时的条件还不是很具备，周总理就说，我们先把地上的事情搞好。这件事就暂时停了下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载人航天列到了“863计划”当中。
记者：在方案论证中主要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
沈：中央的决策定下来以后，对搞载人航天大家的思想是统一了，但在工程论证过程中对具体方案还是有很大的争论。火箭方面好一点，在原来“长二捆”的基础上改进，提高它的可靠性，原来的好多技术都可以继承下来；但是对于飞船到底搞成什么样，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主流思想是主张搞现在的“三舱方案”，还有的主张搞航天飞机，等等。
记者：您当时主张搞什么？
沈：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我其实当时不太主张现在的方案。因为“三舱”飞船和原来苏联的“联盟号”区别不是很大，我觉得要搞就搞得好一点。那时我提出来搞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飞船方案，是介于飞船和航天飞机之间的一种产品，结构基本是飞船结构，飞船返回后经过维修即可再次使用。后来航天部门觉得困难比较大，如果能够保证在21世纪初把人送上天，采用“三舱”方案的飞船比较合适。所以后来就搞成了现在的模式。但是我们的飞船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搞了一个留轨舱，这是全世界所有搞飞船的国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都没有搞过。搞留轨舱有很多好处，它在空间运行半年，一是可以当应用卫星使用，做很多空间载荷试验；另外我们可以在空间留下一个交汇对接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定这个方案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讨论。
记者：对您来讲，当时的压力和困难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沈：总的来说，这一步跨得还是挺大的，我们面临着很多技术上的困难。最主要的是可靠性，这和过去有很大的区别，也是我们载人航天工程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因为过去的卫星虽然也在尽力保证成功率，但它毕竟没有载人，没有那么高的可靠性要求。这就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包括方案设计中一些基本的指导思想、系统配置、材料和元器件的选用、软件编程、工艺发射设施、全球跟踪网以及整个工程管理的科学性，都要围绕这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来做。另外，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做，有好多关键技术要攻关。
记者：地面系统的方案主要有哪些困难和问题？
沈：地面系统主要是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系统。发射场当时提出来要简化，搞“三垂”模式（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过去的传统都是水平状态测试，在技术阵地进行，转运到发射区才开始对接，很麻烦。我们考虑因为厂房的条件很优越，环境温度、洁净度都很好，可以两发同时进行测试准备。在厂房进行垂直吊装对接、垂直测试，测试完之后垂直转运到发射区，进行简单的测试就可以发射，大大缩短了发射场的准备时间，第一个打上去之后，第二个很快就可以打，同时这个方案也提高了地面准备工作的可靠性。但是这个方案当时的争论很大，好多专家认为原来的方案在技术上是成熟的，相对而言，用钱也少一些，但经过反复认真的研究，从载人航天的需求考虑，还是“三垂”好一点。实际上“三垂”模式在国际上早就用了，像法国、日本、美国、俄罗斯的航天飞机发射等等，都是垂直运输，所以这个“垂直”并不是我们的发明。我去过好多发射场，当时就有一个概念，觉得垂直测试、运输确实有很多优点，但对运输过程中的共振问题没有把握，为此，航天总公司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同志们做了大量的论证和试验，证明问题不大，这就为领导下决心提供了技术依据。另一个就是全球测控跟踪网。美国和前苏联以前在全球都有一个很庞大的跟踪网，除了陆基测量站，还有很多测量船，比我们还要多，覆盖率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多。后来两家都有中继卫星，它的覆盖率就很大了。我们的覆盖率也就百分之十几。这就对我们提出很高的要求，在覆盖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必须保证把关键段覆盖住。我们不可能在全世界建那么大的网，我们也没有中继卫星，而且这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只有保重点的办法，所以我们的平均覆盖率很底，但是关键段都覆盖了，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特点。
记者：我们在1999年打第一发“神舟”飞船，其实在当时好多技术工作还没有做完。
沈：我们在最早向中央专委报告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目标：“争八保九”，争取在1998年、保证在1999年第一艘飞船上天。1997年下半年，我们就发现整个工程的进度大概差了有一年多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就建议造一艘试验船，第一，飞船在原来电性试验船的基础上改进，对主要的系统进行试验考核，保证试验系统可靠运行，安全回收。第二，凡是要上的系统，产品要全部按正样验收。当时提出这个方案后，他们反映可能推进系统进度还存在问题。推进舱是上海航天局搞的。1997年12月30号，我和胡副部长到上海去做调研，到各个研究所看了一下，跟他们谈这件事。和院所的领导、专家反复研究讨论，统一了思想，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一致认为，经过努力，拼一拼，可以赶上进度。从上海回来后就开会定下来了，1999年发射试验飞船这个近期目标。从那以后大家基本上就没有假日了，过年过节都在加班，确保这个“九”。这件事在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还是有不同意见，认为初样产品上天，不符合科研程序。我们觉得这不是初样产品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按正样验收，只是简化了一些系统，这也是试验的一个过程。从载人航天工程全局考虑，只好下决心干了。
记者：下这个决心就意味着冒很大的风险，您怎么想？
沈：风险确实很大。说实话，我过去打了几十年的卫星导弹，很少在发射场盯20多天。这一次我20多天都在发射场盯着，就是害怕出现意外。因为飞船火箭都是新的，而且飞船是在电性船的基础上改造的。就是正式的飞船要打，也会有很大的风险。我那时想，第一发如果成功，对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顺利进展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打试验飞船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本来就有争议，如果有什么闪失，说句心里话，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在发射场20多天，我的体重下降了8斤！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压力很大。
记者：这之前还出了一个开飞船大底的事。
沈：这对飞船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本来就是试验飞船，如果开出问题就真打不成了。那时候刚好是“十一”国庆节，我在北京。发射场打电话说要开大底，大家认识不一致，有的说开，有的说不开。他们说你在北京定还是在现场定？我说我怎么能在北京定？打完电话第二天，过节我就跑过来了。发射场当时的争论很激烈，我也考虑了很多因素，觉得还是应该开。那时候航天总公司一些负责同志挺担心，技术上争论是必然的，大家都是出于对产品安全负责，怕万一开坏了就糟了。我去问工厂的负责人，我说你这大底既然能装上就能打开，到底有没有风险？他们说有风险，但不是很大。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开嘛！否则隐患搞不清楚，风险更大。经请示上级同意，就这么定了下来。事实证明：把飞船打开，查清并彻底解决存在的问题，尽管发射推迟了一个星期，但保证了本次发射的圆满成功。
记者：发射前您是怎样一种心情？有没有想过会失败？
沈：担心当然也有的，但是对整个工程的进展、对产品状况还是很有数的。因为我们的整个管理过程都比较严，不是蛮干。说实话，这个时候大家有这样那样的担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仔细分析一下，这种担心是不是成立？不是说百分之百，百分之几的可能性还是有。但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有影响成败的问题和疑点，就一定要解决。如果是因为偶然因素出现问题，这种事情任何时候都是难免的。作为一个指挥员，如果因此而犹豫，那就永远都没法下决心！任何时候都会有偶然的问题出现。科学试验嘛，虽然我们也千方百计力争成功，但也不是不允许失败。
记者：工程进行到现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知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沈：我觉得这项工程的启动，第一，是中央的正确决策。没有中央的决策，就没有今天，就没有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先是小平同志，我们党中央第三代核心领导集体做出了重要的决策，这是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前提。第二，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航天，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我们这套系统完全是在我们独立自主的状况下，自己干出来的，有人才、有技术、有经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管理模式非常成功。中央同意成立了工程办公室，对工程总体、科研、基础建设、技术改革、经费等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配，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第四，我们整个工程的管理是完全按照系统工程管理办法实施的科学管理。我们的软件是最早实行软件工程化管理的，以前很不完整，这次做得很好。第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培养了一批有知识、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拚搏精神。这个我感触是很深的，我们的同志们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节假日。我跟大家说，我们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天，大家都在加班。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搞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在一个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来搞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做好这个题目非常关键，而我们就是在做这个题目！这就是我们整个载人航天工程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记者：您这一生当中，让您感到最困难、最难忘的是什么？
沈：最困难的是第一发—“神舟”一号。那时我面临压力最大、风险最大、感受最深，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发射。第一发完了之后，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后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改进、完善的问题。整个工程通过第一发，方案的正确性基本上得到了考验。所以应该这样说，经历了最大的风险和困难，也获得了最大的胜利和喜悦。
记者：作为工程的领导者，您怎么看那些对工程的反对意见？
沈：我觉得这个很自然。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不同的意见，各自有各自的想法，这很正常。我始终认为科学技术上的问题就应该这样，有争论才会有结果。而且有些问题通过争论，可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决策。有不同的意见不怕，但作为领导者，就要善于听取各方的意见，有一个科学的决断，而不能让别人左右了你。包括在发射前有时会出些难题，提些问题，也是觉得不放心，说一说，你为什么不让人家说？而且通过争论，就能从中发现一些真理，更有利于正确的决策。这是一种技术民主的气氛，不论好坏，技术的争论永远都没有敌对的双方。
（该文原载于2003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
